說起「瘋女人」，你是否馬上聯想到那些可怕、癲狂、歇斯底里、形同魔鬼的存在？像英國作家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著作《簡·愛》（Jane Eyre）中被關在閣樓里的瘋女人；或是如中國女作家張愛玲的作品《金鎖記》裡，由潑辣少女淪落到瘋子的曹七巧；又或如美國作家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作品《黃牆紙》（The Yellow Wallpaper）裡那因產後抑鬱而對著黃色牆紙疑神疑鬼的婦人。有人認為這些角色可怕而詭異，但在她們的瘋狂、歇斯底里和恐怖奇想之中，其實埋藏對父權思想的對抗意識。

伯莎夫人── 被囚禁的幽靈

在《簡·愛》一書中，與勇敢堅毅的女主角簡（Jane）於人物形象上強烈對比的，是那個被關在大莊園閣樓、猶如幽靈的恐怖瘋女人── 男主角第一任夫人伯莎（Bertha Mason）。這位蓬頭垢面的女子，會在午夜時遊走在大莊園裡或是自言自語，又像野獸般追求性慾；然而在密室遭受操控的她，卻又會自我抑制。她遊走在受約束與隨時爆發的邊緣之間，令故事瀰漫著不安氛圍。

病態的曹七巧

在作家張愛玲的眾多作品中也不乏「瘋女」角色的存在，其中最極致的少不了小說《金鎖記》裏的曹七巧。這位病態人物之所以瘋狂，乃是從她嫁入姜公館為起點：曹七巧不是甚麼官家小姐，家境清貧，被貪錢的兄嫂賣給姜家，下嫁姜二少；嫁人後才發現二少爺天生有病，身體殘障，她不過是個表面風光的「少奶奶」，終日受人白眼；無意中她愛上了姜三少，卻發現了對方的虛情假意。在無法從丈夫得到愛慾滿足同時，亦無法追求心中所愛，令她後來將愛與被愛的慾望轉化成對錢財的佔有欲，心靈亦愈來愈扭曲。為了一己私利，她教子女抽鴉片、拆散女兒的愛情、讓女兒纏足；說話尖酸刻薄，整天搬弄是非。曹七巧由當年單純的少女，變成了性格怪誕、壞事做盡的惡母親及壞婆婆，作出種種反常舉止。這個心理變態的過程令她最後只能不幸地懷著愁恨死去。

《黃牆紙》── 爬行的女人

一位婦人在生育後懷疑患上產後抑鬱，她接受了醫生和丈夫的建議，在一間鄉間小屋中靜心休養，好好「治療」。可是屋子裡鋪滿瀰漫怪味的「黃牆紙」，在牆紙那模糊詭異的紋理上，她隱約看見了一些「女人」在爬行！這些無形之物慢慢變得具體，繼而鑽進她頭髮裡，令她透不過氣來。婦人從重度憂鬱演變成神經質，甚至陷入了歇斯底里狀態。最後，女主角失控地在地上爬行，亦憤怒地將黃色牆紙撕下，已經難以挽回她的精神狀態。

莊園與大宅

 這三位女性在各自的「成瘋之路」上，各有際遇；除了精神狀態，還有一共通點，便是她們所居住的都是猶如囚室的「家」：《簡·愛》中的伯莎夫人和《黃牆紙》中的女主角都住莊園，屋子猶如染上了驚悚的哥特式（Goth）氛圍；曹七巧則住等級觀念分明的封建大宅「姜公館」。在那些封閉、陰暗而死氣沉沉的空間裡，三位女性像是置身牢籠，莊園與大宅成了女性生存狀態受壓迫的隱喻。

改寫魔鬼形象

 在傳統文學中，理想的婦女形象總是無私、有愛心、正面、順從，既像是天使又像那些繆斯雕塑，美麗卻被動；反之，那些無法成為「偉大」的化身──既不願奉獻自己、不順從且邪惡的，自然化身成魔鬼，像是西方傳說中的海妖、九頭妖怪、蛇身女等。這種形象醜化可說是對女性的一種警戒──要不正面、順從，成為天使，要不崩壞，成為魔鬼。

不過在女性的筆下，這些「魔鬼」形象化身成一個個瘋女人，卻是種對抗社會的武器：這些不聽話的女性將會繼續變瘋，將癲狂推至極致；愈發可怕的女性形象會產生一種具破壞性的張力，徹底拋棄主流對美好女性的想像，以「瘋」作為對社會、對傳統道德約束的一種控訴。

瘋癲是武器

法國思想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其作品《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中曾說過，「瘋癲不是自然現象」，而是遭父權、遭理性壓迫的結果；不論是伯莎夫人、曹七巧，或是《黃牆紙》中的婦人，都因著金錢、性慾、或肉體受困等種種原因而一一變得瘋癲、病態、神經質。這位思想哲學家亦說，這種角色設定是一種具顛覆性的文學策略；瘋癲是這些女子在當時那病態社會中生存的策略，要活下去，就唯有「以暴易暴」。

Reference: 

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巴爾: 《閣樓上的瘋女子——女作家與十九世紀文學想象》, 耶魯大學出版社 1979 年版,

蔣麗, 時曉麗, & 李銳. (2007). 20世紀中國女性作家筆下「瘋女」形象的歷史演變. 小說評論, (2), 57-61.

馬新國編 《西方文論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2 年, 第474 – 4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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