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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急了會咬人」是一句俗語,意即溫順如兔子也會在受到威脅著急時咬人反擊,弱者被逼上絕路時也會選擇以暴制暴。無論在文藝作品還是現實裡,都有太多關於「弱者的暴力」,當弱者或者社會邊緣人開始使用暴力,該進行反思的不只是個體,更應該是整個社會。
「可怕的不是眼前的刑罰,而是那無愛的未來」
曾在東京國際電影節首映的電影《兔子暴力》改編自一個真實的刑事案件:一位中學女生和母親一起綁架殺害了自己的同班同學。電影相較於真實案件降低了殘酷程度,但關於弱勢者與暴力的探討並沒有減少:成長在中國南方沒落小城鎮的女孩水青從小就不曾感受過母愛的溫暖,母親曲婷很早以前就離家出走了,父親另外娶妻,水青一直生活在繼母的陰影下。在水青17歲那年,母親曲婷突然回來了。在大城市闖蕩多年的曲婷極具個人魅力,很快就和水青的好朋友們打成一片,組成「兔子幫」,水青第一次感受到來自母親的關懷和擁有母親的快樂。然而好景不長,曲婷因為欠債陷入麻煩,水青面臨再次和母親分離的危機。為了能和母親在一起,水青策劃了一起綁架案,但這種採用暴力解決問題的方式卻讓情況變得更糟糕。
美國心理學家和暴力研究專家James Gilligan 曾說:愛之於人,就如氧氣之於身體(love is as essential to the soul as oxygen )。與自然界的其他一些動物不同,人類喜愛為自己的行為尋找意義,而愛則是很重要的意義之一,它是能夠為世界帶來美好的積極力量;與之相反,暴力則是用極端方式帶來毀滅的力量。「當愛缺失的時候,暴力便佔了上風」(Where love is lacking, violence dominates ),這是著名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的觀點。在《兔子暴力》中,水青長期生活在無愛的環境,母親突然回歸後帶給她的愛成為她黯淡生活裡的一束光,當光可能消失之時,水青「不擇手段」想要守住這份愛,因此選擇付諸暴力。對於水青來說,跟綁架可能引來的麻煩相比,失去母親的愛才是更可怕的事。「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眼前的刑罰,而是那無愛的未來」,這是另一部電影《血觀音》導演楊雅喆在專門標出用以表達主題的話語,用在「兔子暴力」裡卻也恰如其分。而《血觀音》,則是一部圍繞著「無愛」來展開的電影:在貪官污吏橫行、官商勾結的成人世界裡,愛是奢侈品;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小孩棠真,過早失去了天真無邪的眼神,心理也逐漸扭曲,最終成為另一個害人不眨眼的冷血惡魔。
延伸閱讀:Film Club : 在《血觀音》的世界, 女性只是陰險的動物 ?
「多餘的人」
在俄羅斯文學中,有一類人物形象被稱作「多餘人」(superfluous man),他們是十九世紀中下葉俄羅斯農奴制社會裡一些受過西化教育的貴族知識分子,他們反對農奴制,卻又無力掀起變革,結果只能終日無所事事,沈溺於賭博、決鬥、享樂,成為當時社會裡多餘的人。社會學中很重要的議題之一就是人和社會的關係。人類對愛的渴求,不僅限於個人層面,更延伸至社會層面,它體現在人對於社會歸屬感的需要,這種歸屬感的缺失也可能會激發暴力行為(Lee, 2019)。對於俄羅斯文學裡的「多餘人」來說,縱使他們缺乏社會歸屬感,卻仍然能依靠出身貴族而獲得世人的尊重,衣食無虞,絲毫不用為物質生活發愁。然而當生活窮苦的人在社會上處處受到排擠,喪失對社會的信心時,他們沒有其他手段捍衛自己的尊嚴乃至人身安全,只能訴諸暴力。暴力事件發生的概率也因此成為衡量一個地區社會健康程度的指標之一。
2019年上映的電影《JOKER小丑》取材自DC漫畫人物,同樣是講述社會「多餘人」的故事,這個故事卻更加陰暗殘忍:主角 Arthur Fleck患有精神疾病,和年邁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通過打零工補貼家用,Arthur的夢想是當一名喜劇演員,卻一直未能實現。在公交車上,他因病而大笑不止招致別人嫌棄;在打工時不僅遭人暴打還被同事暗中算計,丟了工作;在地鐵上被西裝革履卻醉酒滋事的大公司員工毆打,不得已開槍反擊;被崇敬的喜劇界前輩請到電視節目裡,卻遭遇諷刺嘲笑,喜劇夢碎的同時開槍射殺了前輩。這樣一位在社會處處都碰壁,像被遺棄物品般踢來扔去的多餘人用暴力獲得了力量,引來無數有同樣遭遇的人加入,最終掀起全市的大騷亂,由此在這個人情冷漠的城市為自己爭得了無可取代的一席之地,這樣的結局不可謂不諷刺。
「結構性暴力」
上面舉到的例子裡,《兔子暴力》和《血觀音》是因為愛的缺失而產生暴力,「多餘人」奧涅金和《JOKER小丑》Arthur則是因為社會歸屬感的喪失而引發惡性事件,看起來似乎都是他們自身因為各種原因成為施暴者,但從更深層次來分析,他們的故事都有著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影子,他們自身其實是結構性暴力的受害者,而施暴者則是整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
結構性暴力的概念最早在1969年由挪威社會學家Johan Galtung提出,他認為結構性暴力是指通過運用權力而故意對基本的人類需求產生損害(”a deliberate impairment of fundamental human needs by actors of power” )。後來結構性暴力的概念在學界幾經發展,如今大意是指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作用下,受害者被限制獲取完整的生活質量(”structural violence occurs through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or culturally driven processes that work together in such a way as to limit victims from achieving full quality of life” )。在《兔子暴力》裡,沒落的小城鎮限制了曲婷和水青個人發展的諸多可能性,曲婷因此逃往聚集了更多資源和可能性的大城市。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是這個故事能夠發生的背景原因,而父權制的陰影則一直在故事裡若影若現:雖然表面上主角是「兔子幫」女孩們,但出場較少的男性角色,例如高利貸者老杜,則在根本上決定了女孩們的命運走向。而在《血觀音》裡,棠將軍過世,留下棠夫人獨自帶著女兒們謀生。從電影劇情來看,棠夫人是一位有謀略的人,但她並沒能在政界光明磊落地做一番事業,丈夫去世後只能棲身另一位男性馮秘書長,為他做一些非法的勾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女性在政商界獨當一面是很罕見的,電影裡「太太們」都是輔助著丈夫的事業。即便是在當下的人類社會現實中,很多地區女性參政的比例還是遠低於男性。
至於奧涅金和Arthur,他們雖然是男性,沒有遭遇前面例子裡女性受到的限制,卻依然是社會的邊緣人,其中Arthur的故事對當下更有警示意義:他的家庭本就不幸,因此失去了接受更好教育資源的機會,成年後只能在失業邊緣徘徊,經常受人欺負;幼年時承受的家庭暴力使他患上了精神疾病,需要定期去社區福利機構進行心理治療,然而政府卻因為收緊財政支出關閉了福利機構,間接導致了Arthur徹底崩潰成為罪犯小丑,而小丑能夠一呼百應也證明Arthur的故事絕非個例。教育資源不均衡、社會福利缺失、階級固化等等因素一齊打造出了暴虐的罪犯領袖小丑。
暴力研究涉及生活的諸多方面,大眾媒體使得暴力傳播的範圍更廣,卻也能夠更廣泛地警醒世人,看清暴力發生背後的原因,甚至是識別那些隱匿的暴力。當社會裡的弱勢者、邊緣人拿起了暴力的武器,那或許意味著社會早已在他們身上施加了「看不見」的暴力,卻沒有人加以制止。最終,安靜的兔子變成了暴虐的怪獸。
Reference: Lee, Bandy X.(2019), Violenc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ures, Hoboken : Wiley-Blackwel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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