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劇集《我們與惡的距離》三月份正式播出以來，憑寫實劇情和亮眼的編導、演員陣容掀起巨大迴響。這套取材於社會悲劇的劇集，直面了過去一度以沉默麻痺的集體傷口，也在寫實情節的悲傷裡為人帶來一種療癒，但在這套像是批判善惡的劇裡，背後主筆的編劇呂蒔媛，卻沒有給人關於「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的答案。
「其實我覺得非做不可的作品，往往都是來自於『恐懼』」
「我們要救他嗎？觀眾會要救他嗎？」
曾兩度獲金鐘獎戲劇節目編劇獎，以及作品有《誰先愛上他的》的台灣編劇呂蒔媛，寫盡社會百態，對於主筆寫《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初衷，她曾在訪問中坦言道，「那是出於一種恐懼」，一種害怕悲劇會重演的恐懼。當社會悲劇的陰霾好像已慢慢散去時，那卻不是三兩下能處理解決的事，如果沒真正面對創傷，就沒有預防辦法。透過這套以隨機殺人案為背景的故事，她把觀眾拉回了這個避而不談的缺口前，讓各人找回自己的答案。
「你們殺的人不比我哥少」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
回到矛盾的對立，將詮釋留白
戲中，不少對白都直戳社會痛點，針對國家死刑的一句「一個國家要靠殺人才能撫慰人心」，加害人家屬對於媒體狙擊的一句反撲──「你們殺的人不比我哥少」。而呂蒔媛沒有偏向那一邊，以社會悲劇作切入，回到那些雙方陣營貌似對立的關係裡，讓無法調和的矛盾慢慢蘊釀。
像賈靜雯和溫昇豪所飾演、一個在主流媒體一個在獨立媒體工作的夫妻；吳慷仁飾演的法扶律師，與面對死刑持相反觀點的老婆；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甚至整個社會的互不相容。在這些產生衝突和對話，不再單方面的邪惡與良善，突顯了彼此差異。像加害者家屬在網絡的言語狙擊下，也變了被害者；媒體因搶收視而導致或生產的假、劣質新聞，因新聞產業體制內的掙扎求存。
呂蒔媛刻意避開詮釋加、被害者，盡量讓觀眾自己詮釋，「我希望觀眾自己去找原因，而不是讓這齣戲給一個原因」。人在不同立場間的角力、社會批判氛圍，加害者、被害者、輿論者的相殺，那些關於善和惡的觀點，在這劇集裡給重新思考。
回到「報導現場」
戲中，因著媒體輿論，不少網民因出於善意，在網絡世界對加害者加以鞭撻，陷入一種道德亢奮狀態；受精神所困的林哲熹一角，因想拍片而闖入幼稚園造成驚慌；以及賈靜雯演的宋喬安在其管理的新聞台中，《我》劇都帶觀眾回到了「報導現場」。
記得其中一幕，法扶律師吳慷仁到孩子也在的幼稚園現場門口目擊的，便是一些未搞清情況、便因恐懼而故亂散播消息的市民，卻受到媒體訪問。這就像宋喬安的電視台的情況一樣，因著搶收視報導未經核實新聞。而呂蒔媛重現的，正是大眾訊息如何收集、未經肯定而發佈等媒體產業生態，及恐慌蘊釀的過程。
但媒體間接導致的邪惡，並不扁平地呈現，呂蒔媛讓細節回到了社會對話的起始點。除聚焦新聞與網路留言大數據，她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發現就算媒體內工作編輯、記者的人，也對所身處的行業有很深抱怨。因此讓劇情回到了急迫追逐收視、點擊率的前線報導現場，讓「媒體」在劇中佔一重要位置。
直搗精神病患議題
「對於無差別殺人案件，我理解的有兩種切入點，一種是我們不知道緣由，如李曉明（劇中無差別殺人案件主角），一種是所謂的精神疾病」。從這兩個方向構思時，這位編劇在意不只是在案件如何重現大眾反應，更是更深地去挖掘，直搗那個理應廣泛討論、而非模糊帶過的核心之在── 精神病患議題。她像在劇集裡拋下了一個問題，「能不能理解一個潛在精神疾病患者。理解後又能否、是否願意救他」？開放一個集體重思的空間。
旁聽死刑庭、田野調查
呂蒔媛算不上多產，但作品總有十年磨一劍的力度。像在這套人物線、劇情支節複雜的故事裡，她參考的書就有幾十本，如《隱形的吶喊：犯罪被害人心內話》、《反社會人格者的告白》、《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等。耗1年的田野調查、親自拜訪40多人，以及旁聽死刑庭，如此嚴謹的編劇，難怪如此有號召力，劇本一進行招標，便迎來了10多個團隊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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