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文化的摧毀，孕育了對抗戰爭的達達主義（Dada），藝術家以獨特的作品表達對社會、傳統藝術的見解，運動波及至歐美各地。其中柏林的達達主義者熱衷於以此為諷刺政治的工具，在這個圈子裡，唯一一個女性藝術家Hannah Höch是當中重要的成員，可惜在當時一直沒有得到他人的認同。

Most of our male colleagues continues for a long time to look upon us as charming and gifted amateurs, denying us implicitly any real professional status.
（大部分男性同伴長時間以來，都當我們（女性現代藝術家）是有魅力、有天賦的業餘愛好者，不想給予我們專業的地位。）

— Hannah Höch

Höch透過與伴侶Raoul Hausmann的關係，進入了達達運動的團體，在此之前，她學習過圖像設計、美術字體和人體素描，又為女性雜誌《女士》（Die Dame）等製作刺繡，替出版社處理插圖、排版和組合照片等，這都對往後她創作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打下了根基。不過即使Höch的才華橫溢，在男性團體裡始終逃不過別人的輕視；柏林達達藝術家Hans Richter形容她安靜文雅，「在沒有錢的情況下依然能弄一些三文治、啤酒和咖啡來」，彷彿她的存在只是為了點綴一個男人幫。

無論如何，Höch的藝術貢獻也是不可抹殺的，她除了與其他人一樣，以剪貼拼湊媒體的照片圖像來引起大眾對政治的注意外，還加添了不少對性別議題的見解。先看這幅《Cut with the Kitchen Knife Dada through the Last Weimar Beer-Belly Cultural Epoch of Germany》，右下角的歐洲地圖標示了女性獲得投票權的國家（包括Höch所在的德國），表達了她對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期新女性角色出現的歌頌，而畫面上機械（齒輪、車輪等）的象徵則可能顯示出德國生活形態的轉變──女性因科技產品的出現而減少了做家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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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女子的路並非就此一帆風順，Höch曾這樣說：

My work did not attempt to glorify the modern woman, on the contrary, I was concerned more with suffering woman.
（我的作品不是想讚美現代女性，相反，我更關心受著痛苦的女人。）

新女性剪掉長髮、穿短裙子，外表變了但骨子裡依然被人束縛，Höch看到了女生受著社會壓迫與無視（就像她自己的經歷），看到了新瓶舊滿的景況，所以不少作品如《The Beautiful Girl》和《Dada-Ernst》等都剪貼出被性化、侷限的女子，揭示新女性「樂觀」形象下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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