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 Long Read｜在速食的年代，慢慢讀。 

「舞著，華爾滋的旋律繞著他們的腿，他們的腳站在華爾滋旋律上飄飄地，飄飄地。 」

– 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個斷片〉

時間的消逝，新舊的交替，令許多東西漸漸步向歷史。舞廳，一個散發著上世紀色彩的詞語，同樣也成為一段留不住的復古回憶。在那光怪陸離的舞池中央，大家伴隨節拍擺動著身驅，甚至有人會拿著酒杯向著鎖定的舞女進發。談起昔日的夜生活，特別是為人熟悉的上海百樂門舞廳，那聲色俱備的空間之中，曾經發生過無數不為人知的夜半故事。

舞廳的兩面性：正當娛樂與罪惡根源

在上海開埠初期，跳舞沒有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可能是男女授受不親的思想仍未完全散去，這種摟抱之舞一度被視為有傷風化，因此成了西人的「私家玩意」。而隨著西方的交際舞、爵士樂及現代舞的慢慢傳入，加上西化思想的不斷滲透，跳舞終於變成一道時髦的熱潮。在20年代初期，許多上海人也被這種新興娛樂所吸引，不少舞廳更在短時間內累積了不少熟客。但畢竟許多人也非跳舞能手，故當時出現了不少專業舞蹈教師及舞女，令這道舞蹈熱得以發揚光大。到了30年代，隨著消費文化及物質水平的大大提升，舞廳也迎來它的黃金時期。以上海為例，單是舞廳就已經接近40間，其數量比起電影院及劇院還要多，可見跳舞正式變得通俗化。

雖則跳舞文化逐漸受到萬千寵愛，惟大家對於這種新型娛樂卻持不同的意見。作為忙碌的都市人，特別是那班終日兀坐於辦公室裡的他們，每天也期待著週末的來臨。因為只有在假日裡，大家才能相約三五好友出外消遣，並在舞池裡愉悅奔放地跳著交際舞或探戈，又或是優雅地跳起狐步及華爾茲來。當然，這種想法是把跳舞視為正當健康的娛樂活動。正如著名散文家兼學者梁實秋的「舞廳之旅」，令他坦言做了一夜噩夢：

「東是一塊肉，西也是一塊肉，這裡是一根擦粉的胳臂，那裡是一條擦粉的大腿！

還有一張一張的血漬似的嘴，一股一股醉醺死人的奇香奇臭……」

– 梁實秋《老憨看跳舞》

這個肉慾縱橫的時刻， 似乎也暗示了一班舞客與舞女的曖昧關係。在許多平民式的舞廳裡，如當年卡薩諾拉或戴蒙特舞廳，這種「肢體關係」可算是隨處可見。尤其在昏暗的封閉空間裡，某些舞客醉生夢死般跳著舞，並趁機摟抱不同的女子，以尋求一種肢體接觸的快感，簡單來說即是「吃豆腐」。甚至有人把舞廳變成色情場所般，以金錢來換取與舞女們的性關係交易。由此可見，當時的舞廳被看成是上海罪惡的淵藪之一，並認為這與銷金窟沒有分別。

上海百樂門舞廳，已成過去「東方巴黎」

縱使舞廳引起無數爭議，但談到十里洋場裡數一數二的代表，那就非百樂門（The Paramount）莫屬。即使我們不是生於老上海，但筆者相信很多人也耳聞過「百樂門」，而且它也在近年被再度翻新。這所擁有「東方巴黎」美譽的舞廳，曾代表著一種摩登的生活品位，更在30年代掀起了一道獨有的舞場文化 。

1933年12月14日，剛好是令人期待的「TGIF」，百樂門舞廳舉辦了一場盛大無比的開業慶典。在當時的上海市長吳鐵成夫人以金鑰匙打開那道花崗石大門後，數千位賓客正沿著那華麗的大理石台階，並慢慢步入不同樓層的舞池及宴會廳。被邀請前來的人，大部分也是上海的名門望族。至於初期的門票售價，平日是每張四元，週末則是五元，而到了節慶日的價格會更高。以30年代的薪酬分佈作計算，車夫的每月薪金大約有10元，而上海的小學教師月薪為30元，編輯可能也是40到100元不等。因此，能夠到百樂門的人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至於百樂門的幕後推手，不能不說上海本土建築師楊錫鏐。 作為當中的投資者兼設計師，他不但偏愛著裝飾藝術（Art Deco） ，更想把百樂門營造成一座中西合璧的高檔舞廳。故從取名、選址、設計到觀演空間，百樂門的出現既標誌著現代上海舞場文化，同時亦被人不斷地模仿。

百樂門，英文取名為Paramount，其解作至高無上，更有「通往百般快樂的門」或「一進此門能得到千百種樂趣」之意。在選址方面，它並沒有坐落於某個地理位置方便的「旺區」，反而選擇了連接著外灘與高檔住宅區的中間地帶。刻意遠離繁囂市區及住宅區，實際是想為人們提供一所能夠逃離日常的世外桃園。而百樂門的門面設計，也沿用了楊錫鏐最愛的裝飾藝術元素—充滿現代感的流線型立面，滿佈了橙色和棕色釉面板，還有垂直線條窗和幾何線條的點綴等等。還有「百樂門」的招牌霓虹燈，不但成為了上海夜生活的標誌符號，更曾被《申報》描述為「電燈喚車機關」，讓車夫們能夠輕易地找到要車的舞客。

樓高三層的百樂門，建築面積超過2500平方米。二樓的主舞場裡可容納400對賓客，三樓則可容納200多人，故有了「千人舞池」的美名。與一般的舞廳相比，兼具繽紛及裝飾藝術風的百樂門為客人提供了一種好萊塢式的想像。在開放式的舞池裡，客人既可輕易地成為表演者，在「舞台」上成為自導自演的明星，又可以隨時成為觀眾，在舞池周邊閒談飲酒。更重要的是，百樂門是一所提供「純娛樂」的高檔舞廳，即是客人們都會自帶女伴，裡面沒有聘請任何職業舞女。如此與眾不同的定位，難怪令百樂門成為了老上海數一數二的繁華舞廳。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舞女的悲慘宿命

獨樹一幟的百樂門，成為了舞廳界的「例外」。但談起上海舞廳文化，舞女的確是佔了相當重要的位置。特別是都市人的享樂精神，也間接推動了大量的消費品出現。不同於香煙與酒等物品，舞女成為了一種視覺性的消費。她們佔據了舞廳的主舞台，以迷人的舞姿去誘惑男人；台下的觀眾一方面充當配角，另一方面則在宣洩生活裡的壓抑與寂寞。大量的舞廳出現，無疑是為舞女開僻了表演舞台，但這班搖曳身姿的女子，或者有著很多身不由己的故事。

在二三十年代，作為消費女郎的舞女曾受到不少詬罵：「舞孃們的心尤狠，慾望尤奢，嘴上是蜜，臉上是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衣著裸露，打扮過於時髦，輕易與舞客發生性關係，猶如妓女一樣，專門騙男人錢財與感情，這些狠話基本上是把舞女營造成「最毒婦人心」的形象。然而，不少人卻對這班出生卑微的弱女子心存同情。就像是台灣作家白先勇所寫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以「一晚」的視覺濃縮了金兆麗的舞女生涯：

「四十歲的女人不能等，四十歲的女人沒有功夫談戀愛，四十歲的女人—

連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麽，四十歲的女人到底要什麽呢？」

在《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裡，女主角金兆麗所身處的台灣「夜巴黎」，其實是對百樂門的一種回憶移植。作為舞女，年青的她在百樂門曾風光過，甚至以為自己找到真愛。可惜「舞女」的身份，注定她要活在一個污濁醜惡的環境之中。除了每晚被色迷迷的眼神所「強姦」外，同時又被愛人的家庭嫌棄。隨著年紀漸老，金兆麗深知自己沒有本錢，也無力作出掙扎，因此只能想方法把自己嫁出去。為了討得年老富商陳發榮的歡心，她不惜拉面皮，扯眉毛，勒肚子，以這樣自虐式的手段去保存自己的花樣年華。

或者有人會覺得，舞女只是想要釣個金龜，過著奢靡生活就是人生勝利者。惟曾經相信真愛的金兆麗，被利欲熏心及人情冷薄的舞廳世界所扼殺，甚至令她放棄對幸福的追求，成為一個潑辣女人。這種性格的扭曲，不但成為了自己的保護罩，或者也意味著舞女的悲慘宿命。

參考資料：
梁實秋：《梁實秋文集（第二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
吳健熙，田一平编：《上海生活（1937-194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年）。
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