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EXO成員、華裔歌手吳亦凡不久前被爆出性醜聞，曾被他誘姦的女孩在互聯網上揭露了吳亦凡如何多次以發掘新人拍攝MV等工作理由誘騙年輕女性乃至未成年人參加聚會，然後在酒後實施性侵。就在7月31日晚，警方通報吳亦凡因涉嫌強姦罪已被刑事拘留，而這也被認為是華語娛樂圈#MeToo運動相關的一場勝利。這一切不禁讓人回想到在日本掀起#MeToo運動的伊藤詩織遭性侵案，同樣是擁有特權的男性用類似手段性侵無權無勢的女性。伊藤詩織沒有選擇沈默，而是將這段經歷寫成書籍《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同時拍攝了相關紀錄片Japan’s Secret Shame。最終伊藤詩織也取得了民事訴訟上的勝利。

伊藤詩織勝訴

「沒有Say Yes，就等於不同意」

2015年，學習新聞專業出身的伊藤詩織與曾經相識的TBS電視台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一起用餐，目的是討論應聘華盛頓分社工作崗位及簽證問題，然而席間山口敬之趁伊藤詩織不注意給她下藥導致她昏迷，後來將她帶回酒店實施了性侵。在案件公開後，互聯網上有不少人認為伊藤詩織一開始就不應該在和男性一起用餐時飲酒。同樣，在吳亦凡性侵事件中，網絡上有一部分聲音也是抱持「受害者有罪論」，認為被害人在吳亦凡家裡舉辦的聚會上喝酒、被性侵後不及時報警，就是看中了吳亦凡的明星身份，想藉此獲得名利。持「受害者有罪論」的人通常認為是被侵害者自己出問題才被犯罪者選中：被強姦就是因為穿著暴露、在聚會上喝醉就是行為不檢點、夜晚獨自一人外出是故意給犯人可乘之機⋯⋯日本NHK電視台曾做過一項調查，問到調查對象下列哪些行為會讓對方認為你已同意「上床」：兩人單獨用餐佔比11%，兩人單獨飲酒佔比27%，兩人單獨乘車佔比25%，穿暴露的衣服佔比23%，喝到爛醉佔比35%。如若此，那是否女性只有斷絕與男性的一切交往才算是潔身自好？

「他們羞辱我，他們說我這樣的女人都應該被頂到牆上強姦，然後扔到垃圾堆裡去⋯⋯如果我不想讓這一切發生，就要戴上面紗⋯⋯」

「女人的頭髮散發著使男人興奮的光澤。所以女人應該把頭髮遮起來！」

—『我在伊朗長大』

根據『我在伊朗長大』拍攝的動畫片『茉莉人生』

延伸閱讀：Persepolis《我在伊朗長大》：制度能更荒謬嗎？每一位女性都需要有一位男性監護人？

另一方面，根據日本的法律，在強姦時不進行激烈的抵抗，那麼後期案件審理時對強姦犯「暴行與脅迫」的證明會大打折扣，但根據伊藤詩織搜集的多種資料顯示，70%的強姦受害者在被侵犯時會出現身體無法動彈的「假死」症狀，那麼這又要如何證明強姦犯的「暴行與脅迫」？事實上，整個社會尚未糾正「沒有say no 就等於同意」的舊觀念，人們應當意識到，一起吃飯一起喝酒不是上床的許可證，而沒有激烈的反抗更不能等同於默認和允許，性侵案裡犯錯的是罪犯、不是受害者。「沒有say yes，就等於不同意」。

延伸閱讀：日本的#Metoo：KaoRi公開荒木經惟對她的剝削和壓迫，水原希子響應

「事件發生在私密空間之內，是一個『黑箱』」

被山口敬之帶到酒店後，伊藤詩織逐漸從迷藥中清醒，發現自己被性侵後感到無助和慌亂，並且四肢癱軟無法進行搏鬥，一度擔心山口會殺了自己，所以在嚴詞喝退了山口讓他停止性侵後，急匆匆逃離了酒店。回到家後她洗了澡並且將案發時穿的衣服都洗了，這使得一些很重要的證據未能保存下來；後來伊藤詩織打通了性暴力受害者求助熱線的電話，對方要求受害人必須親自到場才能進行救助，而當時身心皆受重創的伊藤詩織並沒有力氣前往，導致她錯過了檢測體內迷藥含量以及搜集其他證據的最佳時機。出於擔心懷孕的原因，伊藤詩織去了附近的婦科診所購買緊急避孕藥，診所的醫生看到她狀態不佳卻並未進行任何詢問，如果那時醫生能夠稍稍多關切地問一句她是否哪裏感到不適，或者婦科診所有任何協助性暴力受害者的措施，那這莊案件就絕不會只是民事訴訟，審理過程和結果或許就是另外一種模樣。直到很久後伊藤詩織終於能夠向朋友開口講述這件事時，她才算是得到了真正意義上的救助，並在朋友的協助下報了案，但時間過去太久，很多證據早已無法搜尋。接到案件的警官曾對伊藤詩織說：「事件發生在私密空間之內，是一個『黑箱』」，因為缺少很多關鍵性的證據，揭開這個黑箱的難度大大增加。如果在性侵發生後，各類機構能夠有更好的援助流程；或者如果能早一點在性教育課程上向女性普及受到性侵害後如何保留證據、如何求助，如果調查機構和司法體系能更多地考慮被害者的困境，那麼也許「黑箱」會越來越少。

「我作為當事人，作為一名新聞記者，專心致志，不斷向這隻『黑箱』投以探照的光束。然而，越是試圖打開這口『黑箱』，就越是在日本的調查機構和司法體系中發現更多的『黑箱』」

—伊藤詩織「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

View this post on Instagram

A post shared by Gobooks高寶書版 (@gobooks.tw)

延伸閱讀：Words to Victims: 是誰把性侵的罪行歸咎於受害者

聯合國藥物犯罪調查局在2013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各國每10萬人口中強姦案件發生數量，瑞典竟以58.5宗排名第一，而一直因強姦事件頻發而臭名昭著的印度卻只有2.6宗。這一現象的出現並不是因為瑞典比印度強姦案更多，而是因為一方面瑞典將每一次強姦的發生都進行計數，而不是統一歸為一個案件，即便是同一位受害者遭同一位施暴者侵害；另一方面，瑞典的性侵受害者援助體系更完善，瑞典政府自2007年起就將懲治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納入「 國家行動計畫」。伊藤詩織後來專門到訪了瑞典斯德哥爾摩綜合醫院的「強姦受害緊急救助中心」，那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從身體到心裡治療的一系列援助，並且在區域內設置了隔斷保證受害者的隱私。如今救助中心也增設了對 。在瑞典警察系統裡，女性警員佔比31%，遠超日本的8.1%，這使得受害者報案時更有可能選擇女警員尋求幫助，避免向男警員敘述案發經過的尷尬。所有這些因素使得瑞典性暴力犯罪更有可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得到正義的審判，而不是隱藏於黑箱之中，讓惡悄然滋生。

Al Jazeera English關於印度強姦事件頻發的報導

「在互聯網上，我被形形色色的八卦纏身：朝鮮間諜⋯⋯有政治方面背景⋯⋯」

當伊藤詩織決定公開身份，在公眾的注視下與山口敬之進行司法上的對峙後，網絡上不少人對她進行人身攻擊，認為她是別有用心，當初想通過山口獲利，現在又利用案件聯合反對黨對日本執政黨進行抨擊，懷有政治目的，還有人懷疑她是朝鮮派來的間諜⋯⋯ 無獨有偶，在明星吳亦凡性醜聞爆料後，爆料人、受害者都美竹也被懷疑是想藉爆料而出名，尤其是當警方調查通報都美竹的爆料文案是由網絡寫手幫忙代筆之後，這種質疑聲更甚。其實對於性暴力受害者來說，公開身份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她們是冒著餘生都被別人貼上受害者標籤的風險，性侵的陰雲可能會一再地在心頭籠罩，若不是不得已大概沒有人想冒這樣的風險。更進一步講，即便是受害者尋求其他機構力量乃至網絡寫手來為自己發聲又有何不可，施暴者往往是有權勢的一方，受害者勢單力薄是弱勢方，受害者想要對抗施暴者僅靠個人力量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伊藤詩織的案件中，山口敬之是時任日本首相的傳記作者，與首相關係緊密，當警察在機場準備逮捕山口敬之時竟臨時接到警視廳高層停止行動的命令，不禁讓人懷疑是否與山口在政壇的背景有關，並且山口不小心洩露的郵件也顯示他曾就案件咨詢政府高層官員。而在吳亦凡性醜聞事件中，吳亦凡的公關和法務團隊也力量強大，反觀受害者都美竹僅僅是一位19歲的大學生。面對這些勢力強大的施暴者，受害者不得不拼盡全力，與其苛責她們尋求更多社會力量的援助是另有所圖，倒不如去質問施暴者如何恃強凌弱將社會公正丟棄在一邊。

紀錄片Japan’s Secret Shame

性暴力絕不只是「受害者被迫發生了性行為」這樣幾個字就能概括的罪行，它是施暴者將自己支配、征服的慾望肆無忌憚地宣洩；而受害者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控制，彷彿被殺死了一回，心理上遭受的影響可能將伴隨終身，也因此對於性暴力受害者我們會使用「幸存者」這個說法，她們遭遇的就是一場精神上的屠殺。對抗性暴力，需要整個社會的覺醒，從而在制度、文化等方方面面進行糾正，正如《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林奕含所說的那樣：「任何關於性的暴力，都是整個社會一起完成的」。

Reference: 伊藤詩織 著；高秋雅 譯：「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 （高寶書版，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