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荷里活再度因起用異性戀演員出演同性戀角色，而受到外界批評。姬蒂·白蘭芝（ Cate Blanchett ）為異性戀演員辯護，亦表明立場，反對演員須經歷與角色同樣處境，才能演活角色這觀點，認為這違背了表演意義。
「我誓死捍衛『姑且相信』的權利，演出超出自身經驗的角色。」
“I will fight to the death for the right to suspend disbelief and play roles beyond my experience.”
編按：「Suspension of disbelief」是一個由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提出的概念，他認為若作者能夠在虛構故事中注入人性化的元素，使假象看似是真實，那麼讀者便會姑且放下故事是否真實的懷疑，享受故事的發展。
兩種聲音
這已不是單一事件，上兩個月施嘉莉·祖安遜（Scarlett Johansson）亦因同類批評，因此放棄扮演變性角色。坊間主要反對聲音是認為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Transgender）這類角色，應交給真實LGBT演員飾演才合適。而這裡實質上，大概夾雜了兩種考量，一是如姬蒂·白蘭芝反對的，認為由與角色有相同經驗的LGBT演員，才能真正演活角色；另一把隱藏聲音，是認為這些為數不多的LGBT角色，應給真實的性小眾演員，以保障他們的權益。或者會疑問，為何不是能者居之，而一定要把角色分配給圈內性小眾，這便牽涉到另一個問題。
為何最佳男演員獎，從未頒給出櫃演員？
英國國寶級演員伊恩·麥基倫爵士（Sir Ian McKellen）早些年已經提出這個問題，為何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從未頒給出櫃承認自己同性傾向的演員，但因扮演LGBT角色而獲獎的異性戀演員，卻大有人在？麥克萊恩爵士補充，這是因製片方擔心要是讓同性戀演員擔當主角，會令觀眾感不舒服；相反，若由直男演男同志，觀眾大概會覺得演員勇敢，且沒了以上憂慮。而明顯這裡要提訪的，是因恐同情緒導致觀眾流失的局面。即是說情況要是的確如此，就算有性小眾角色，真正的性小眾也沒有發揮空間。
白蘭芝：對藝術的一種藐視
這裡要是只用第一個觀點──演員須經歷與角色的同樣處境，才能演活角色的觀點，是有點站不住腳的。演員非為性小眾，卻因演活性小眾而獲認同的例子不為小數。單是白蘭芝便因電影 Carol（2015）和I’m Not There（2007），出演性別經驗與自己不同的角色，獲不少獎項；而且如白蘭芝所說，這種觀點本來也是對藝術的一種藐視，亦否定演員能力。
既得利益者
但直男或直女成功角逐或演活角色時，是否真可以理直氣壯？這樣說是因，如果電影圈真存在忽略性小眾權益這事實，直男或直女大概便是既得利益者。這種排斥性小眾演出LGBT角色的局面，並不是他們有意造就，但佔了便宜卻是事實。或者白蘭芝也會站出來說，「那就來個公平較量吧」，但若情況若真如麥基倫所說的，整個電影工業逃不開恐同情緒，這便不是簡單的異性戀和非異性戀演員之間的角力，而是一個更宏觀的考量。
「Inclusion Rider」
這令人想起了麥杜雯（Frances McDormand）早前因演出電影《廣告牌殺人事件》（2017）一角，獲奧斯卡影后獎項時的致詞。她在台上提出了引自Stacy Smith的「inclusion rider」（包容性附加條款）概念，提倡演員在簽片約時，為保障電影能如實反映現實，選角時需依劇本，須確保整體演員的族群比例、性別、政治傾向、語言，乃至年齡分佈等，能達至合理水平。條款除了旨在讓電影還原真實外，也確保性小眾和殘障演員等，能獲得公平對待。
「政治正確」的理由
這種「政治正確」說法和做法，當然激盪人心，但還是留下不少尾巴。最突兀的還是回到白蘭芝的觀點，為何需要有真實經驗的演員，才能駕馭角色？不過要是單是以保護弱勢族群為由，這種說法還是說得通。雖說荷里活總不乏宣揚公義的電影題材，但現實中，內部的性別、種族、性傾向歧視或剝削等問題，還是屢見不鮮，這種堅持以性小眾出演LGBT角色的偏袒﹐還是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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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ctober 2018, 1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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