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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起日本浮世繪,不少人會立即聯想到舉世聞名的「浮世繪六大家」──鳥居清長、喜多川歌麿、安藤廣重、鈴木春信、葛飾北齋與東洲齋寫樂。接下來要介紹的人,雖不在這個「風雲榜」上,但卻有「畫鬼」之稱號。「畫鬼」河鍋曉齋(1831-1889)是一位畫風多變又熱愛妖魔鬼怪的著名畫家。這位日本畫師經歷過江戶與明治時代,不但用細膩奇特的筆觸畫出現世今生,更是個敢於批判社會的詼諧大師。
河鍋曉齋是日本畫界的「摩打手」
河鍋生於武士家庭,父親正是古河藩士河鍋記右衛門。這個充滿繪畫天份的孩子,早在三歲時便執起畫筆。七歲那年,他師承浮世繪「歌川派」畫師歌川國芳,並嚴謹遵守師父所教授的寫實風格;後來深受另一畫派狩野派所影響,他開始接觸水墨畫,線條也漸漸變得銳利有致。也許是訓練有素的關係,河鍋的畫畫速度簡直快得驚人──一天二十四個小時,他的最高紀錄是畫出二百幅作品。
堪稱是繪畫界「摩打手」的河鍋畫種相當多元,從浮世繪木刻版畫到西洋畫、佛畫到山水畫,甚至是稀奇古怪的「狂畫」與具諷刺意味的「戲畫」,他通通都有涉獵,所以至今有關河鍋的創作全貌仍未有極全面的描述。
那個被砍掉的人頭,他當成是寫生對象
一位畫家的童年經歷往往影響了他往日的繪畫風格。果不其然,河鍋真的有一段「驚人」的童年回憶。話說在1839年,這位小孩到神田川的河川準備寫生。當時正值梅雨季,他在斜風細雨裡拿著畫筆,豈料看到畢生難忘的一幕──在那條河流裡,忽然有具屍體浮起來,而且更是「頭身分離」。看到這麼駭人的場境,正常人也應該嚇到跑走吧,沒想到,河鍋居然把那個人頭撈起來,並把它當成是寫生對象,甚至把人頭帶回家。河鍋對「死亡」的好奇或者就是始於這段經歷,而及後這位日本畫師所創作的《九相圖》與《姑獲鳥》,則分別描繪了屍體腐爛發腫的畫面及難產致死的孕婦。
河鍋本來就讀狩野派學院,後來慢慢發現學校過於著重繪畫技術,個人沒什麼思考和發揮機會,所以他選擇退學,並在19歲時正式出師獨立。那幅手工繪製的《毘沙門天之図》(1848)以英偉的武士為主角,更被視為河鍋曉齋最早期的肉筆浮世繪*作品(*編按:一般來說,浮世繪多以木筆版畫為主,但初期的畫家是直接在紙或絲綢上作畫,故此這種親筆形式被稱為「肉筆畫」)。
除了不怕人頭外,河鍋更是個相當好酒的人。據說,他會在每天中午都喝上三瓶清酒。難道他所創造的妖魔鬼怪,大多是在不清醒的狀態下完成?
以「屁」來暗諷日本政府
江戶時期,狩野派算是主流的活躍畫派,而當時幕府也多起用狩野派畫家為御用畫師,因此在獨立後,河鍋曾自稱為狩野派畫家,而他所繪製的《鍾呂伝道図》(1862)及《龍の天井絵》(1865),畫中角色輪廓與明暗分明的水墨技法,明顯也是繼承了狩野派的傳統。
到了江戶末期,政府的管治陷入一片混亂。1854年,幕府與美國簽署所《神奈川條約》引起國民嚴重分歧,大部分國民也認為這條約對日本極為不公平,但無可否認的是,條約令極度封閉的江戶政府開始接收大量的西方文化與技術。重溫河鍋在江戶末期的作品,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便是《放屁合戦絵巻》(1867)。
這個源於19世紀中葉的「屁合戰」題材,顧名思義就是解作「以屁作戰」。以「屁合戰」為主題的作品往往不但生動地描繪了整個動作與「氣體」,而且也隱含著一定的政治意味。以河鍋之作為例,那些全裸的人以高殺傷力的「屁」來攻擊對方,正是想要暗諷德川幕府的仇外心理,以致國家猶如孤島般保守封閉。縱使題材看似低俗,但不得不讚河鍋典雅細緻的畫風,而且他相當的敢言。
以妖怪畫諷刺時事
眼看江戶政府漸漸失去管治權力,這位日本畫家深知不能將「狩野派畫家」當成終身職業。後來明治時代的來臨,社會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浪潮,包括開放港口及積極研究西方政治、文化與社會形態。經歷時代的變遷,河鍋的創作也迎來巨大的變化。在浮世繪與狩野派的啟蒙下,他參考了大量的中西畫作,更開始繪畫稀奇古怪及具諷刺意味的「狂畫」與「戲畫」,令畫風像是一道「Fusion」料理;當中最值得一探的畫種,當然是河鍋曉齋的妖怪畫。
河鍋對奇形怪物情有獨鐘,加上深受初代「妖怪繪師」土佐光信的影響,令河鍋的妖怪畫充滿幽默與反思意味。19世紀70年代正是他繪畫妖怪的「黃金時期」,例如在作品《地獄極楽めぐり図》(1869-72)裡,車夫居然是擬人化的馬匹;《地獄太夫と一休》(1871-89)的背景便加插了大量的骷髏骨頭;在標誌作品《獣群舞図》(1871)裡不但能看到他對著色有多敏感,更看到他相當執著於妖怪的形態神韻 。
一向相當敢言的河鍋不時也用妖怪畫諷刺時事,特別是批評日本帝國的親西方意識思想。以經典作品《化々学校》(1874)為例,那間教室充滿了惡魔妖怪,畫風看似繽紛,而惡魔的形象也被幽默化起來,但當中藏著許多令人反思的「線索」:那位正在嚴肅講課的老師,正是以中國民間傳說裡的「驅魔真君」鍾馗為原型,而這位以鎮宅驅魔而聞名的大師,居然在教授漢字與日文單詞;那群惡魔學生身穿一套套西服,被迫坐在一張不舒服的西式椅子上。另一邊廂,一位妖怪老師正講解羅馬化的日語,而「化々學校」的門口更是擠滿了想要接受「新教育」的鬼怪。
河鍋想要藉著這張色彩絢麗的作品,評明治政府的教育體系。自踏入明治時代後,他見證社會由極度保守走向極度開放,甚至是達到「過份」的程度。國民們對於西方思想甚為渴求,希望能盡快趕上「現代化」的軌道,因此政府在1872年通過了「學制」,規定所有人必須進學校,以推廣普及教育,而學校的教育方針也嚴重受到西方教育法所影響。
不過,對於貧困的農戶來說,供書教學成為了不少人的生活負擔,而政府卻沒有任何的援助措施。河鍋以畫作來突顯政府這種盲目崇洋的思想,以及愚昧,同時暗示了他們表面走開放革新,但實際上如同惡魔般極權專制。
從江戶過渡至明治時期的河鍋個性直言不諱,作品也反映了時代現實,甚至能從中感受到他的強烈反抗精神,他甚至曾經因為政治觀點而被捕三次。但河鍋真的這麼痛恨西方文化嗎?倒也不是。
Hiroshi Nara所撰寫的書藉Inexorable Modernity: Japan’s Grappling with Modernity in the Arts指出河鍋並沒有公然反對西方,相反,他不但留有一頭西式髮型,更曾擔任早期明治教科書的插圖畫家。同時,英國建築師Josiah Conder (1852-1920)、愛爾蘭記者Francis Brinkley (1841-1912) 及美國畫家John La Farge (1835-1910)也稱他為最偉大的日本藝術家。
這位機智非凡的「畫鬼」深思熟慮,仔細地觀察著執政者,同時期望政府能夠取得平衡,不要一味「追新反舊」。以如此幽默的方式來訴諸社會,不但成為了研究明治文化的一個窗口,也讓他成為了日本畫界的典範之一。
參考書藉:
1. Clark, T., & Kawanabe, G. (1993). Demon of painting: The art of Kawanabe Kyōsai ;.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 Nara, H. (2007). Inexorable modernity: Japans grappling with modernity in the arts. Totowa: Rowman & Littlefield.
3. Sato, D., & Nara, H. (2011). Modern Japanese art and the Meiji state: The politics of beauty. Los Angeles: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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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ptember 2019, 1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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