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三十年代上海著名的女演員阮玲玉，或許很自然地便會默念起「人言可畏」這四個字。當年阮玲玉服安眠藥自殺後，上海的新聞界截取自她遺書上這四字為題而大幅報導，並把她的死歸論於此。雖然後來有指遺書是同居情人唐季珊指使他人偽造的，但承接當時的新聞記者對阮玲玉生前抹黑的輿論和失實的報導，「人言可畏」這含怨坎憐的四字自此為她烙下悲劇的印記，亦成為概括她一生的代名詞。
關於阮玲玉受困於新舊情人張達民和唐季珊之間而自殺這等孰真孰假的緋聞與抹黑，旁人和後世似乎也沒有說三道四的資格，但一面倒的眾聲也絕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全部，要了解阮玲玉的一生，可從她對自身演技的追求以及在默片上的藝術成就來看。於這，1991年關錦鵬導演的《阮玲玉》重塑、甚至再現戲裏戲外的阮玲玉，讓後世得以對她當時的內心掙扎和處境有更深入的同情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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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錦鵬嘗試以多角度來重塑她本人真實的一面，電影除了以張曼玉演繹阮玲玉一生的故事為主線，在當中亦加插紀錄式的訪談部份，包括多位演員與導演圍繞阮令玉、當時上海默片的拍攝和其時代下的社會氛圍的對談，更找來阮玲玉生前的朋友、默片導演和有關著作的作家進行訪問，甚至以阮玲玉的默片原作片段和劇照作補遺和對照。這等等的處理令電影帶有客觀性，亦造就另類創作風格和形式結構的傳紀式電影，而插入原片、原片劇照、紀錄訪談、照片、報導等資料既能填補這位故人留下的空白，同時亦「側寫」阮玲玉戲外的感情與人生。
在其中的訪談片段，關錦鵬問張曼玉「會否希望自己死後像阮玲玉那樣仍然有人會記得自己？面對這樣的公眾輿論和批評壓力，又會否像阮玲玉那樣自殺？」等提問，而這形式令電影既像紀錄片，亦將兩個不同時代的著名女演員的心境作出對照，讓觀眾由張曼玉的內心一同走入阮玲玉的內心世界。而張曼玉亦向導演問及阮玲玉跟張達民的關係，感性地捕捉了演員的思想，觀眾跟演員一同深入阮玲玉的靈魂深處去想像、沉澱和整理角色的情緒。
除了訪談部份，電影亦巧妙地將原片、重新仿拍原片的情節和電影故事交替剪接，以呈現阮玲玉那攝人的演藝才華。其中講述由張曼玉飾演的阮玲玉問六嫂女人生子的痛楚和經歷後，便獨自試演《野草閒花》的情節，伏在雪地上咬破指頭把自己的血餵給女兒吃一幕，讓觀眾直接了解阮玲玉對自身的演藝有極高的要求；後來張曼玉在訪談中更提到阮玲玉在《桃花泣血記》中扮演的農婦用雙手捧着臉側頭一笑，那種騷在骨子裏的性感非常吸引，之後電影便出現張曼玉在片場扮演農婦，繼而再承接到《桃花泣血記》原片中阮玲玉捧臉笑的一幕；而由費穆導演且已失傳的《城市之花》，透過張曼玉演繹和還原阮玲玉在雨中抱着死去父親的情節，這等等以原片、仿拍和電影故事線交接，起了互相補遺的作用，以呈現她作為一個演員的自我修養，為電影根本脈絡上拼湊出阮玲玉最真實的面向和靈魂。電影更插入梁家輝（飾蔡楚生）、劉嘉玲（飾黎莉莉）、吳啟華（飾張達民）、秦漢（飾唐季珊）與導演的訪談，讓所有參演的演員透過討論來思索並代入到角色人物的內心世界，如梁家輝問導演蔡楚生對阮令玉的感情是怎樣等等，都讓演員直接跟他們的角色進行溝通，而他們也成為重塑阮玲玉幕前或幕後形象的關鍵砌圖。
現實中的阮玲玉受到張達民威脅要每月供給一百元的贍養費，以及成為他與唐季珊之間的感情爭奪品，又得忍受當時新聞媒體的惡意中傷等等的困擾，故有說阮玲玉最終的命運就如同她所演活女工、農婦、妓女、尼姑、乞丐這等悲慘人物角色，不是悲苦就是死亡的終局。或許正正是阮玲玉自知現實的悲苦和充滿掙扎，驅使她透過演繹堅毅剛強的默片角色來對抗現實生活中的無可奈何、反擊社會上的不公。電影中最明顯的一幕以及影響她後來演藝路向的分水嶺，就是她向卜萬蒼導演自薦出演《三個摩登女性》中的革命勞動女性周淑貞，更即場脫去大衣、抹走紅唇以一反過往予人悲苦慘情的形象和以示堅定不屈的決心；後來阮玲玉在家拿煙走路揣摩《神女》一幕，之後再在片場演繹那自知命運但內心充滿反抗和掙扎的妓女一角，電影後來再插入阮玲玉在《神女》原作片段作對照，張曼玉那媚態和神韻，甚為靈巧亮麗、靈動俐落，竟有種借予自己的肉身來還原阮玲玉的靈魂般的攝人震撼；甚至後來在《香雪海》中演繹在戰爭時為兒子丈夫甘願削髮為尼，並獨自承受因時世混亂帶來的一切苦難而默默流淚的角色，這等等帶有反抗、革命和自決的角色都隱露出阮玲玉內心是充滿堅強與反抗的強烈渴望，亦透過演繹來得以成全和滿足，甚至是彌補現實中的無助與缺乏。
阮玲玉在導演蔡楚生的《新女性》中為女兒而被迫賣淫的母親韋明，以「我要活！我要活！」的生存希望，不向現實低頭，對整個社會和小報記者作出反擊，但韋明的命運最後亦如蔡楚生所說那樣，被小報記者和社會上那滿口仁義道德所殺死的。而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戲拍畢後，阮玲玉在病床上掩被嚎哭，梁家輝飾的蔡楚生叫她也沒有反應，而鏡頭瞬即往後拉移，導演關錦鵬以至整個攝影棚的加入，關錦鵬開口示意梁家輝剛才忘了揭開床單看張曼玉，此時此刻，不知是梁家輝或是蔡楚生仍然坐在床邊看着等待不知是張曼玉或是電影中的阮玲玉平伏心情。戲裏戲內，現實與虛幻的場景、人物角色的置換交疊，雖巧妙地帶出這場戲中戲的調度，亦為電影加了神來的一筆。而張曼玉為達到演出而應付兩個人的靈魂重量、甚至投入兩種感情，包括自身的與阮玲玉的而難以抽離，看後不禁對兩位女演員心感痛惜，憂然戚戚。演員進入角色，繼而讓角色滲入靈魂，張曼玉與阮玲玉彼此透過「阮玲玉」這個角色互相反芻，進行心靈對話，予以誠心的回應，彷彿兩人曾經真的有過互通心神的交流，走近彼此的一刻。
戲裏戲內，阮玲玉的電影已拍畢，回歸現實，唐季珊對阮玲玉的打罵與及顧護權貴的面子，加上張達民那難撇清的糾纏，甚至控告她與唐季珊通姦鬧上法庭，加上飽受記者媒體屢次的攻擊，令阮玲玉最後的命運同樣是被新聞所害死的，這竟與《新女性》中韋明的身影重疊了。
這部電影就像一幅橫剖面圖，向觀眾一一呈現阮玲玉的人生、感情生活和對表演藝術的追求，重塑阮玲玉的形象。同時亦有感，透過電影當中豐富而多角度的資料可還阮玲玉一個真正的公道，讓她的死不被當時一面倒的輿論聲音所掩蓋，讓她的自殺不被「人言可畏」這四字來概括這般片面和單一。
是自作多情的投入也好，希望借《阮玲玉》能為默片中的阮玲玉發聲，讓一生背負孤苦的她能在那重構二、三十年代的時空中好好地為自己受逼困的一生嗟嘆一聲，藉着張曼玉扮演的阮玲玉把自己的憂思哀愁得以釋懷，就像在電影裏阮玲玉坐到窗前以低矮的身段、幽幽的目光望向上方的暗窗，暗自思忖自身來去何蹤，以止靜前生那哀傷不絕的靈魂。
Cover image movie still 《阮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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